建行晋江陈埭支行参与晋江市第四届绿色金融活动

[84]我们恰恰应当寻求一种正义的首要原则，一种政治和道德的规范，使之可以用来作为法律责任的基础。

[19] 参见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法院：《实施行政诉讼败诉考核，优化行政审批环境》，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34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以下。[73]法院通过府院互动谋求行政审判发展空间的持续努力，提高了行政诉讼的制度能力和法院的实际地位。

[1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2010年、2012年工作报告。[60] 开庭后四次延期宣判、备受社会关注的全国专车第一案的撤销判决就是很好的例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公布的李贵宝诉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行政赔偿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4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页）。[69] [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行政诉讼中府院互动积极功能的发挥，尚需从完善法解释适用、加强过程公开化和保障救济实效上完成法治建构，把中国特色行政审判制度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较为可行的法制化应对策略是：其一，对行政诉讼法第60条、第61条和第62条进行体系化解释，将调解、一并审理民事争议和协调化解撤诉视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匹配机制。[24] 参见金晶：《村民不服行政复议状告贵州省政府，贵阳开审全国首例副省长出庭应诉行政案》，《人民法院报》2016年4月12日第1版。二是从我国《立法法》第8条第9项的规定来看，财政基本制度乃是法律保留的当然事项。

[xlvii]从命名规则上看，中央某某领导小组（委员会）的表述显然蕴含了中央的属性判断。[iii]李旺珍、覃举东：《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想及其意义》，载《咸宁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其二，从1982年《宪法》的结构来看，不论是中央抑或地方，其规范资源主要汇集于第三章国家机构部分。[vii]这一判断也得到了《共同纲领》的规范支撑，例如，其第20条明确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又如其第12条的规定间接明确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属于中央人民政府。

[lviii]参见前注（7），许崇德书，第37页。……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确定的重大方针，党中央都及时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按照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写入宪法序言，具体内容写入宪法条文。

[xliv]党中央成为我国最集中体现国家权力的机构，并通过地方各级党组织对地方政府实施政治领导。[xiv]有学者认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不能纳入中央人民政府的内涵。[lxxviii]参见郑毅：《对新立法法地方立法权改革的冷思考》，载《行政论坛》2015年第4期。国务院组成部门作为中央的当然组成部分，其在我国《宪法》中的规范依据有三个。

[xxxiv] 纵观《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部宪法，关于中国共产党和政治协商问题的规定大致可分为四类。毕竟在传统理论中，国防与外交属于最为纯粹的中央事权，在我国这样一个单一制国家内尤为如此。首先，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究竟是一个中央机关还是两个中央机关？一方面，在文本结构上，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共享1982年《宪法》第三章第一节，该节标题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契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常设机构非独立性的一般认知。[lxiv]这三类地方制度分别与我国《宪法》第4条、第30条和第31条对应。

[xxii]有学者提出了判断最高的二元标准，即宪法的明确规定和不受其他机关的业务领导或专业监督。[xxxiv]有学者认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存在着党、政、法三个方面的连接渠道。

[vi] 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宪法史上，中央政府的提法最早见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序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我国《宪法》第93条第1款全国武装力量的表述中对全国的强调也就暗含了央地关系的维度——虽然武装力量领导权位于中央，但绝大部分武装力量在空间上却客观分布于国内各个地方。

第二，就我国《宪法》第89条的集中规定看，一方面，该条第3项明确了各部、各委员会的宪法定位。[xxi]缺乏地方层面对应性的机构设置恰是国防和军事的中央专属事权属性的制度体现——不能以地方无权染指为由而否认它们在央地关系场域的角色基础。[lxvi] 第三，我国的地级地方建制中尚有一种类型即地区（以及仅存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盟[lxvii]），不仅我国《宪法》第30条选择性忽略，甚至整部《宪法》均未提及。参见杨海坤：《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下）》，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页。[vii]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64页。由此，可作如下两点初步解读。

参见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106页。另一方面，虽然对我国单一制的判断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并深入人心，但我国《宪法》却从未对此直接明确确认。

[xviii]中共中央的权威性由此被耦合其中。[viii]同上注，许崇德书，第64页。

由此可见，前述条款所属的类型以及具体规制内容，决定了作为中央的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身份以具体语境为前提的区分或整合，不宜泛泛而论。[lv] 必须承认，不同于基本权利条款具有稳定自洽的释义学框架，国家机构条款的释义学面临更大的方法论危机：如何消弭抽象的宪法条文与丰富的政制实践之间的巨大张力。

这种特殊性映射在实践中，主要呈现三种特征：一是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指出的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促进统一。1954年4月24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宪法草案初稿讨论意见汇编（六）》中即记载有以下质疑：为什么叫国务院而不叫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这个名称将来是否还存在？如果不，主席在哪里办公？[x]其中最后一个疑问恰恰反映出中央人民政府概念在狭义化过程中诱发的认知动荡。此外，随着政策试点模式的逐步深化，最基层的乡镇一级地方也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在中央与地方的直接交互关系之中。其三，我国《宪法》第30条的各类地方建置所实际参与的央地关系远比前述理论阐发丰富得多，最典型的体现即是近年来颇为常见的地方政策试点，中央在构建试点方案和选择试点样本的过程中，往往打破逐级下发的传统策略，[lxix]直接制定县级试点方案的事例屡见不鲜。

[xxiv]关于中央层级的法院和检察院，该节通过最高-地方各级的对应式表述呈现。其一，林区法院一般在大面积国有林区设立，分为中级和基层两个级别。

从内容上看，我国《宪法》第30条主要为前两种关系类型提供了规范基础。[l]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

海事法院虽然跨区设立，但地域管辖仍具有区域性，其级别相当于中级法院。从这个意义上说，除该章第四节的中央军委之外，第一节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第二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和副主席、第三节的国务院、第七节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和第八节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显然也应属于中央的范畴。

其二，对民族自治地方来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9条和第20条不仅允许民族自治地方基于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通过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变通法律和行政法规，对上级国家机关不适宜的决议、决定、命令、指示变通和停止执行，[lxxix]而且其第28条在我国《宪法》第9条所确立的自然资源公有制基础上允许民族自治地方对可以由本地方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其实，现行我国《宪法》中的中央军委脱胎于1954年《宪法》第42条的国防委员会，因当时还设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故当时的国防委员会实际处于虚置状态。其一，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自不待言，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5条和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5条甚至允许其保留资本主义制度。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加强党中央对国家重要领域的领导作用，近年来成立各种领导小组（委员会）的模式被广为推行。

这也直接成为1982年《宪法》第3条第4款的规范样本。因此，前述三类专门法院的地方属性是比较明显的。

在政治实践中，除了全国政协自身的《章程》依据外，其中央属性的另一个非制度化但不容忽视的理据源于作为全国各方面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共中央最高权力的配置结构。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之间广义的央地关系属性毋庸置疑。

一方面，广义的地方涵括我国《宪法》第30条的全部内涵，前述一系列试点实例就是中央与不同级别的地方发生互动关系的典型。四是居于二、三层级之间的县、区和市。